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人会将某个人有奇怪的举动描述成被下了“蛊”，虽这是个玩笑，但是可以从这句话看出“蛊”这个字与奇幻的深深绑定。
“蛊”又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发展出这样的内容呢?
“蛊”的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先秦，在当时的诸多书籍中略有提及。
《周易》中就提到蛊与男女爱情和风吹得山上树木滚下简直是同一个事物，都是一种无可自拔的状态。
甚至，《周易》中的蛊卦解读为多是霍乱、道德败坏的表现。
《左传》是另一本提到“蛊”古籍，其中说到“皿虫为蛊”，装有“虫子”的器皿就是惑乱之源。
在《十三经注疏》中，孔颖达又将“蛊”定义为一种使人中毒而不知的毒药，那就是蛊毒。
在古代医书大全《本草纲目》中同样记载了蛊，而且详细介绍了时人是如何制作蛊虫的。
其书记载，使百多余只毒虫放入一个器皿中，一段时间后揭开只剩一只，其余虫皆被蚕食。
这种练蛊的手法着实骇人听闻，使得后世，喜好将上位者发起的激烈的争斗比喻成为“练蛊”。
从这些古籍中可以看出，不同人对蛊的定义不同，有的认为蛊是一种状态、有的人则认为蛊就是如字形一般与虫子有关，还有人将其概括为一种毒药。
当然最广为流传的定义还是——蛊虫。
无论是民间故事还是影视作品，都将其与我国的边陲联合一起，将蛊毒描述成一种使人不知不觉死于非命，甚至还能摄人心魄的神秘巫术。
就比如先秦时期，有一国君因为身体有恙，求助于他国名医，名医问诊后，就用蛊来劝告他。
原来这个国君的病根在于太过态度美色，掏空身体，名医就认为这种不节制的生活犹如蛊毒的影响，不知觉陷入其中后无法自拔。
即使名医劝告了国君，这个国君后来还是死了。
这个故事就看出先秦时的中原也有蛊的事迹流传，甚至由于这个名医的职业属性，可以认为蛊在民间的确出现过。
到了清朝，民间更有人亲身直面蛊害。
1916年时，一名书法家带着他的随从到山间避暑，突然随从恶疾病发，书法家结合自己所阅读过的《西溪丛话》，立马判断随从怕是中了蛊毒。
请来巫医为随从诊治，果然对症奏效。
对于蛊，书法家有着猎奇的心理，于是花了重金了解到一种制蛊方法。
需要农历五月初五中午时分，随意拿一只有毒的虫子，放到陶制的香炉里面，用沾满朱砂的笔画张黄纸符完全密封住装毒物的香炉。
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个十字路口，把香炉埋下。
就在七七四十九天后，检查香炉上的符纸完整情况。只有完整的符能够使用进行下蛊。
甚至这个符还不能直接把它烧成灰给别人下蛊，要先放在床下早上供奉清淡茶和香火。
巫医还强调，这种下蛊的手段大多是为了夺取他人财产，使用者是旅馆老板居多。
这种手段也对施术者有着极大地损伤，天理因果昭昭，报应不爽。
由于蛊像是如今的传染病一样难以预防与治疗，各个朝代都有严厉的律法约束。
汉朝将教授与制作蛊的人弃市处理。唐朝的律法规定造畜蛊毒和教授的人处以绞刑。甚至隋唐将制作做蛊毒的人罪名与杀害亲生父母相提并论。
可以说，在建国之前，民间始终存在蛊毒的身影，甚至汉代还有皇帝以蛊毒之名抄家太子，这足以看出人们对蛊毒的厌恶与害怕。
新中国成立后，对我国流传已久的蛊毒进行调研，发现更多的人其实是由于“血吸虫”的存在，而肚子肿大、全身发热、突然出皮疹、忍不住腹痛和肝痛。
最终全员参与的抗病战争以胜利告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民最终明白自己的真正病因不是蛊毒。至今，长江大桥附近还有当时抗病的标语墙。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人们惧怕已久的蛊毒是不存在于世的。
只有在林深雾气重，只有少数人居住的山区，通过那些年龄大的老人的口口相传就能得知蛊毒对这些地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今的人，在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上更偏向于将蛊毒解读为一种人为制造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菌、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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