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城市的疏解已是大势所趋，但是万万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正在加速推动大城市向外疏解。

短短4个月，国家就相继出台了三大政策，都纷纷指向了大城市，疏解、瘦身几个词汇频频出现，这么密集且针对性强的政策连续出台，的确不多见，可见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一个信号

今年3月，国家发布了《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文中提到将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且人口持续流入的超大特大城市要有序实施功能疏解，同时，慎重从严把握撤县（市）改区，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

第二个信号

今年5月，国家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文中提到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疏解转移。

第三个信号

今年7月，国家印发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文中提到了要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建设方式，积极破解“大城市病”，推动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科学确定城市规模和开发强度，合理控制人口密度。

以上三大决策都是国家的顶层设计，而且这么频繁地针对大城市瘦身健体等问题，我想除了日渐增多的大城市病以外，还有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影响，因为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么问题来了，大城市该如何疏解？

坦白讲，我看到很多大城市还没有明显的疏解迹象，别说不知道怎么疏解，北京就是现成的模板。

早在2015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正式被提出来了，当很多大城市还沉浸在唯GDP论的比拼中时，北京率先提出疏解，只要和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不相符的城市功能都叫非首都功能，都要向外疏解。

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在国际形势大变之前，北京就开始玩瘦身疏解，这无疑给全国所有大城市树立了风向标。

比如北京的高能耗产业、非科技创新型企业和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河北和天津，而2017年设立的雄安新区也是为了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再比如北京的物流基地、批发市场和第三产业的呼叫中心、服务外包和健康养老也向北京周边疏解。

2014年到2016年，北京累计退出污染企业近千家，而这三年，北京向河北转移的工业项目也高达近百个，总投资额上千亿元。

其中在2015年，北京就拆除、清退升级改造市场233个，而从2017年开始，北京加速向外疏解，累计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819家、治理散乱污企业7179家、疏解提升区域性市场和物流中心632个。

即便是国企总部这样的香饽饽，北京同样在向全国疏解，比如中国船舶集团总部搬迁到上海，三峡集团总部搬迁到武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部搬迁到深圳，而要从北京搬迁到雄安新区的央企总部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北京瘦身健体的目的是什么？

一，减少了大城市病，二，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分散篮子里的鸡蛋，因为全国一盘棋。

疏解产业的同时也是疏解人口，2012年到2019年北京常住人口变化如下，2015年是北京提出疏解的第一年，其效果非常直观。

综上所述，如果现阶段，部分大城市还在唯GDP论、唯人口论，而不愿意疏解的话，那与国家的顶层设计是背道而驰。

另外一个问题，当大城市疏解成为趋势，强省会战略未来该如何抉择？

以上第一份文件针对的是超大特大城市的疏解，第二份文件针对的是大城市向周边县城疏解，第三份文件针对的还是超大特大城市的疏解。

这三份文件的相继出台，特别是对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强省会来说，有点尴尬。

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以下为超大特大城市中的省会城市，城区人口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城区人口500-10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

也就是说广州、成都、武汉、西安、杭州、南京、沈阳、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都是国家要求瘦身健体、向外疏解的城市。

以上城市，我们可以分成四类

广州属于第一类，作为唯一省会城市中的一线城市，向外疏解是没有回旋的余地，带动广东各地市的发展是广州的责任和任务。

成都、武汉、西安、郑州属于第二类，这类城市在各自的省份不仅是经济最拔尖的，也是综合实力最强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城市已经走过了强省会阶段，在各省的首位度已经较高了，所以接下来就到了开始反哺各市的阶段了，向外疏解是大势所趋。

而杭州和沈阳属于第三类，因为杭州和沈阳并没有明确提出强省会战略，浙江省和辽宁省提到的更多的是双子星发展模式，但是因为杭州和沈阳都属于特大城市，所以向外疏解也是必然趋势。

南京、济南、长沙、哈尔滨、昆明属于第四类，这类城市正在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但根据国家发布的政策与大环境的趋势来看，就有点尴尬了。

2019年，江苏省提出全方位支持南京加快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南京也将制订相关实施方案，使南京将切实扛起“省会责任”，体现“省会担当”。

2019年到2022年，山东省在多次重要会议中都提到了加快省会经济圈同城化，实施‘强省会’战略，并表明“强省”必须要“强省会”，省会兴则全省兴，济南强则山东强。

2021年，在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湖南省首次提出将实施“强省会战略”，正式吹响了该省“强省会”的号角。

在2022年黑龙江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黑龙江省提出高水平建设哈尔滨现代化都市圈和哈长城市群，提高省会经济社会发展首位度，增强省会城市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2022年1月，云南省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强省会”行动，到了5月，云南省印发了《关于建立“强省会”行动协调推进工作机制的通知》，这一系列举措都在大力推动强省会昆明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一边是国家提出的超大特大城市的瘦身健体、加快向外疏解，一边是江苏省、山东省、湖南省、黑龙江省和云南省提出的强省会战略，未来该何去何从？

顾名思义，强省会战略就是集中资源发展省会，无论是政策倾斜、资源倾斜、还是人口流入都是强省会加快发展的关键，但是集中发展的同时必然就违背了瘦身健体与疏解。

时机，还是时机。

时机不对，一切都晚了，其实搞强省会战略就和修地铁一样，着手规划和编制一定要趁早，如果说等到GDP、财政收入和城区人口都符合规定了才开始规划和编制地铁，那到国家审批这一段路还要很多年，其中的政策变化和环境变数很大。

所以要提前规划和编制，等到符合修地铁的条件时，就可以直接申报，比如成都在1985年，就组建了综合交通规划办公室，开始构思成都地铁的规划和布局，你认为成都1985年有资格修地铁吗？如今成都的地铁里程排到全球第四，而近些年，全国地铁建设政策也相继收紧。

而强省会战略也是同理，当很多省份看到成都、武汉等强省会战略很成功后，也开始搞强省会路线，但为时已晚，因为时机已经过了。

如今在大城市病的困扰之下，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在国际局势不断变幻之下，国家已经不可能再支持一城独大和强省会这样的战略了，今后，一定是大城市向外疏解，中小城市全面开花。